黄静泉散文：你带手绢了吗
你带手绢了吗
她是煤矿上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是个寡妇，要说她，得从她二十三岁上说起。
她叫侯美英。一九八二年，她二十三岁，是个农村姑娘，嫁给了大同煤矿四老沟矿下井工人张进喜。喜房还是张进喜住的那间旧房，那间旧房可真叫旧，是日本人在一九四〇年掠夺大同煤炭时盖的石头房，也有人管那种房叫劳工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墙壁上抹了麦秸子和黄土和成的大穰泥，所以叫石头房，坐落在山坡上。很小的一间石头房，也就是十多平米，房里有一铺炕，炕上铺着一张井下用过的黑不溜秋的旧风袋，房里住着张进喜和妹妹、弟弟、奶奶，张进喜父母早亡，靠下井养活着一家人。侯美英嫁过来时，妹妹十八岁，弟弟十二岁，奶奶七十岁。
侯美英不嫌房小房旧，也不嫌家庭负担重，就做了这家的新媳妇。新媳妇和大家睡在一铺炕上，你说多别扭，多碍事？可没办法，那时咱煤矿不是穷嘛，大家得理解国家的难处，得和煤矿共渡难关不是吗？这间石头房就是再不好，也是公家房，也是分派给煤矿工人的福利房，也算是照顾煤矿工人了。搁现在的姑娘，谁嫁他？第二年，又套了一间石头房，不是日本人盖的，是矿工朋友们帮忙盖起来的石头房，这以后，晚上睡觉时，大家才算分开了。侯美英不看重这些，一心一意地和这家人家过日子，对妹妹和弟弟就像母亲。妹妹出嫁时，流着眼泪对嫂子说：“嫂子，你来了以后，照顾得我们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妹妹哭了，嫂子也落泪了，嫂子落着泪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应该高兴才是，你咋哭开了？妹妹说，嫂子，我这就是高兴的。
这种高兴的哭，是有一种感动在里边。
侯美英没有把丈夫的妹妹当成是小姑子，就当妹妹。聘了妹妹，又开始盼着弟弟长大结婚。弟弟当工人了，他还把弟弟当小孩，做点儿好吃的，拿碗扣起来，等弟弟回来吃。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发现了，就想偷吃一点儿，侯美英发现孩子想偷吃，就拿筷子抽孩子的小手指，孩子就疼哭了。侯美英对孩子说：“你叔叔下井辛苦，你得懂得心疼你叔叔不是吗？”侯美英是个细心的女人，早早的就开始给弟弟准备婚事了。她碰到好棉花就买一点儿，碰到好被面和好褥面就买回家里，总算攒齐了四铺四盖，在辛勤积攒的日子里，也迎来了弟弟娶媳妇的日子。这时候，他们已经从石头房搬到了矿上盖的楼房里，一家人住着一套三十八平米的房子。弟弟结婚时，嫂子就给弟弟把媳妇娶回了这套楼房里。她和丈夫和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把大房给弟弟做新房，新房里做了新家具，她和丈夫和孩子的小房里，什么家具也没有，空房……
我在采访她时，听到此，心酸，眼眶里沁出眼泪。她也流泪了，她一边流泪一边用手绢擦眼泪，她说，想起那些年月的辛苦，心里真难受。我理解她，她心里真是很难受，她吃了那么多苦，可更苦的是，过早地失去了丈夫。我知道她心里的苦，不是受过多少苦，是受了多少苦以后，又失去了亲爱的丈夫。这是痛心之苦！
她说后来小叔子跟着整个采煤队调到了燕子山矿，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和亲朋好友借了钱给小叔子在那个矿买了房，她说多辛苦都不算苦，苦过去就不苦了，就能过好日子了，可万没想到，一九九四年的一天，丈夫在井下干活时，运煤的皮带断裂了，断裂的皮带打在了丈夫的头上、胸上、胳膊和手上，右手打掉了三个指头，胳膊打下好多肉去，头和脸打成了血糊拉碴的样子，她跑到医院去看丈夫的时候，已经认不出来了……她哭了，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了，我也哭了。
那一年，她三十六岁，丈夫也三十六岁，夫妻俩就这样永远地生离死别了。
她不停的用手绢擦泪，她的手绢已经被泪水浸湿了。如果拧一下，就会拧出水来。
我没带手绢，我没想到这年代还会有什么能让我感动流泪，所以我没带手绢，但我错了。
她哭了一会儿，说：“我真不想想起过去。”她说丈夫去世以后，一家人能开一百零五元抚恤金，日子不好过，过不了，邻居借给她二百元钱，自己手里有点儿钱，就想做点儿小买卖，不想给矿上添麻烦。她到市里的货站，接点儿针头线脑，接点儿瓜子，拿个塑料袋子铺在街上，摆个小摊儿，也挣不多，还是难供两个孩子上学。后来她想卖凉粉，就在街上摆了张桌子卖凉粉，开始挺害羞，不敢喊，就那么呆头呆脑地坐着。邻居们说，你这卖凉粉也不喊也不叫，谁知道，谁来买？你喊吧，喊一喊就有人知道了，就有人来买了。邻居们可怜她，想吃不想吃也来买凉粉，她的凉粉摊子才算开起来了。渐渐的，卖凉粉给她增加了一点儿收入，维持生活，供两个孩子念书，可那点儿收入来得真不容易。大同这地方，一年四季很少有好天气，人们都说，大同的风是一年刮两次，从春刮到冬，矿山里风更大，每到冬春时节，也是季风季节，几乎天天都刮大黄风，黄风卷着沙土卷着煤尘，打在人的脸上，就像飞射来的针尖，针针尖尖，刺痛人的脸，好像那风里有妖气，在那样的大风天里，人们都会躲在屋子里，可侯美英不能躲，她只能守在凉粉桌前，任凭风沙打疼她的脸，盼着有人来买她的凉粉。有时候，风好像能把桌子刮飞了，这时候她会很害怕地把上半身趴在桌子上，压住桌子，以防大风把桌子刮跑了，她埋在桌面上的脸，布满泪水，偷偷哭泣。到了夏季，太阳光线依然如剑，刺痛她，烤灼她，依然是无处躲藏，依然是汗流浃背地守着她的凉粉摊子。冬天的时候，寒冷包围着她，她说她就像是坐在冰箱里，浑身上下全是冷冻，特别是脚和手，好像冻成了红烧猪蹄子。有幸的是，两个孩子都挺争气，都考上了师范学院，儿子现在当老师，闺女在矿上电话室工作。那些年，孩子们在外面上学，她在家里只吃咸菜，等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她才买点儿菜。她说现在好了，没多大负担了，不用卖凉粉受罪了，那罪受的，夏天晒死，冬天冻死。她说今年秋天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给儿子娶了媳妇就更没负担了。说到此，她笑了，我也笑了。她笑时，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俩相视而笑，传递着一种艰难后的欣慰。
她说：“我们孩子经常嘱咐我，不叫我向人们提起过去的事情——太伤心！”她不好意思地停顿了一下，说，“你看，没听孩子的话，又跟你说了过去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现在她做什么？
现在，她在井口服务站干活儿，给上下井的工人们熬绿豆汤，熬姜汤，烧茶水，一个月挣二百块钱，她说她不是为那点儿钱才去那儿干活儿的，她说她闺女也经常去井口服务站为矿工服务，给矿工送茶送水，给矿工缝补衣裳，她说她们母女俩好像都对井口服务站给工人们送汤送水的活儿有了感情了。
这是一段未了情结，有对丈夫的感情在里边，这也让我终于能说：她是一个坚强而高尚的女人，尽管这个年代的人们已经不相信有高尚存在，已经不用高尚这个词了。但人类，需要高尚。
当高尚让我流泪的时候，我听见赫塔•米勒说：你带手绢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