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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喜:关中印象:历史片段与文化冲突——简评贺绪林长篇小说《野滩镇》

作者:张春喜 2013-10-04 01:25 来源:煤矿文化网

 

  
——简评贺绪林长篇小说《野滩镇》

  贺绪林的创作以“匪事”作品见长,近日读了他的长篇新作《野滩镇》颇多感慨。这部长篇是作者“匪事”系列作品的第五部,作品着力刻画了刀客彭大锤的鲜活形象,所反映的时代气息和人文历史都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的片段性再现。一个野滩镇,浓缩了关中旧时的风土人情、时代风貌和生存环境,是关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缩影。表现了当时关中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辈出,大儒大师层出不穷,儒释道圣地遍布的关中,一个乡野小镇的刀客已不是一般的刀客,关中刀客的生存大环境决定了刀客具备了忍耐、侠义、忠诚等文化气息,其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关中刀客身上具有仁、恕、智、信、义、勇等特色,因此,关中刀客就已经和其他地域的刀客大为不同。关中刀客不再是徒具杀戮、残忍、暴力的形象,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们是具有一定思想文化理念的保卫行业从业者,而非暴力犯法者。刀客这一江湖名称在这里成为一种现象,一种颇具关中当地特色的侠者形象。

刀客,生存在法律与道德夹缝中的武者

  小说主人公彭大锤生于民间,长于贫困布衣之家,自幼好习武,长大后当过团丁,干过保镖,又被收编为县自卫队队长,后被迫逃亡,投身革命,完成了从一个草莽英雄到革命者的转变。他的这些经历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大都基于无奈做出的决定,然而这之间又不无关系。从彭大锤不干伤天害理、杀人越货的勾当来看,他一直坚持着作为一个关中刀客的基本职业准则,走的是一条“正道”。因此,刀客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既为官方所不齿,又为民间所用,他们自己不主动犯法,但他们所保护的人或财物可能是违法的,但这却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毕竟需要一种谋生方式。
  大锤这样的镖师很容易被官府利用,因为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敢用性命去保护事主。那么大锤被渭北县县长司马亮所用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大锤的精明能干让司马亮很满意,但当专员要大锤性命的时候,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出于对大锤作为一个无辜者的理解,或良心发现,司马亮最终放走了大锤,可见刀客真是在刀尖上讨生活,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断送了性命,即便是有机会步入社会上一阶层,也会被排挤、打压甚至谋害。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里的主人公于连有些相像,都是一个社会底层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然后又被这一阶层的某些人陷害,可见人世间的险恶中外皆然。
  大锤是关中刀客的一个典型形象,是独来独往的,既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背景,也没有大佬在背后撑腰,完全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以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生存的青年汉子。他的存在,说明当时社会允许镖师存在而不允许刀客存在,他便以镖师的身份混迹于江湖。镖师就有行业规则和道德,不如刀客那样自由,要受到行业规则的约束。但由于这个行业依然是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可能杀人或者被杀,因此和官府还是有冲突,官府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收拾镖师。
  草莽英雄也是英雄,是英雄就有美人。大锤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原配麦草,一个是商人之女秋月。麦草是大锤娘收了一个要饭的女娃,最后给大锤做了媳妇;秋月是大锤受秋月之父委托做保镖,失镖后与秋月成了相好。麦草就像其名字一样普通、实在,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像麦子一样的普通,但又富有营养,养育儿女,维持生活;秋月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有一些诗意,有一些韵味,是有些品位的女人,既有贤良淑慧的一面,也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大锤作为出身农家的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完全把心思放在麦草身上,那么秋月的出现就成了必然。在当时,一个男人有两个或者更多女人是被允许的,因此大锤不必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
  大锤这个人物形象似乎和关中的文化氛围不和谐,关中自古就是帝王将相必争之地,自周秦汉唐以来,至少有十五个王朝在关中建都。关中也是盛产文人和文人汇聚的地方,大师、大儒、大诗人无不在关中生活、游历过,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土匪、刀客这些社会负面人物好像与关中的大氛围不相融洽,但是,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是各色人等杂居的,是什么人都可能存在的。大锤当过团丁、保镖和自卫队长,身份的变化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关中汉子的正直、侠义,他始终是明辨是非的,处理问题也简明快捷,行事干练,是典型的关中汉子。作者的意图主要不是写他最后投奔了共产党,而是要树立一个关中汉子的独立形象,读完本书,一个敢爱敢恨、敢打敢杀、是非分明、有勇有谋的关中大汉的形象就矗立在眼前了。

土匪,游走在社会大义和团体小义泥沼中的盲流

  土匪原本也是受苦人,因各种原因,没了活路,就上山为匪。土匪经常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干着害民、扰民的勾当,即便是劫富,那富人也与土匪毫不相干,也不见得有仇有怨,只是家里多有钱财而已。土匪抢劫财主,看似名正言顺,实际是巧取豪夺。那财主之财,也是累几世之功,凭着本事积累而成,并非偷抢而来。
  土匪啸聚山林,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四处为害乡里,抢得的钱财从不与穷人分享,倒是有些殷实的人家,也常被土匪光顾,甚至强抢民女上山,为其匪众享乐。因此,土匪从来为百姓所不齿。土匪所讲的“义”只是自己小团体内部的义,并不是大义,要是土匪讲大义就不去当土匪了。但是这个道理土匪并不是不懂,而是在饿死与为匪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权且把土匪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对待。
  书中土匪周豁子就是个对内讲仁义道德,对外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势力大了,居然还敢与政府对立,后被五县共剿,树倒猢狲散,他被大锤生擒,最终被处死。周豁子之死和其他土匪别无二致,只是周豁子不是被官府其他人生擒的,而是被同是江湖人士的大锤擒住的。虽然周豁子表示服气,但是却表现出官府利用江湖人制江湖人的手段。抓周豁子时,苏万山自己不去抓,而是请大锤去抓,大锤虽然手到擒来,但是此时他已不是江湖人了。他以为他是官府的人了,但在周豁子眼里,他还是江湖人。周豁子服的是作为江湖人的大锤,而不是作为自卫队长的大锤。大锤抓了周豁子,心里也不是很痛快,在押送周豁子之时,他给周豁子敬酒,最终成为范专员要谋杀他的借口。可见人在官场,就不要有江湖义气,人在江湖,就不要留恋官场。大锤本是江湖人士,自从做了自卫队长,虽屡建奇功,但依然免不了被卸磨杀驴。本来就不是一个池里的王八,硬着头皮进去,还要灰溜溜地出来,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岂是江湖人能适应得了的。
  关中本是王者之地、文化源地,关中土匪比起其他地方的土匪来,也是小匪,无非打家劫舍、偷鸡摸狗之辈。至于敢公然和政府做对,敢攻打地方政府的土匪也不多,周豁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胆大妄为者。周豁子被剿灭不代表张豁子、王豁子不会出现,土匪这种现象直到我国解放后若干年才被完全消灭。在关中出现土匪,并非这皇城之侧皆是顺民,即便是在皇帝坐镇关中的时候,鸡鸣狗盗之徒也是有的,何况已有千余年未在关中建都。但关中之匪,不似别处的土匪,大到如张作霖、张宗昌那样成了气候,也不像别处的土匪那么残忍,他们除了打家劫舍、劫掠财物之外,杀人越货的事情也有,但不至于非得要命。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些地方小匪,大土匪则另当别论。

官员,深陷于正义与权力斗争怪圈中的既得利益者

  官府就像个大染缸,清清白白个人进去了,出来就五颜六色了。司马亮、牛泰来、严智仁、章一德、范专员、苏万山以及乔大年、二杠等人,大多出身耕读之家,回到家多半都是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一到官场,就如同变了个人,整天勾心斗角、整人害人、为所欲为。
  书中司马亮还算是个有想法的官员,自从在三边县栽了跟头,到了渭北县很是检点,也想有一番作为,提拔彭大锤,打击周豁子,对付严智仁、章一德,也算是用尽了心思,虽然除了严智仁,可也不得不放走彭大锤,官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个人有时很无奈。相比之下,牛泰来可谓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场老油子了,既看破官场规则,又深藏不露,既不失为官之本,也可明哲保身,能在官场全身而退,也算是功力不浅了。
  严智仁手握兵权,根本就没把司马亮放在眼里,既敢杀上任王县长,又敢谋杀司马亮,可谓胆大包天;杀二杠、敲诈苏万山,挤兑彭大锤,可谓无恶不作,以致专署奖励给渭北县一辆小汽车,他也敢和县长争夺,成为司马亮的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必然。章一德则比严智仁要低调一些,有严智仁在前面当靶子,他便可以坐收渔利,他帮助司马亮是假,想夺保安团团长的位子是真,当彭大锤威胁到自己夺团长位子的时候,他就向彭大锤下手,最后也算罪有应得,死得其所。

野滩镇,各方势力利益角逐的主战场

  虽然书中故事有些发生在渭北县城,但野滩镇才是各方势力利益角逐的主战场。彭大锤的家在野滩镇,土匪周豁子攻打的是野滩镇,严智仁攫取利益的地方是野滩镇,苏万山盘踞的是野滩镇,各方焦点汇聚野滩镇,利益交织在野滩镇。官、匪、兵、警、痞等均在野滩镇有利益存在,一个市井小镇成了各色人等谋权夺势的“唐僧肉”。
  野滩镇为何会有这么大魅力呢?因为野滩镇汇集九流三教之人,黄赌毒为小镇带来滚滚财源,渭北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野滩镇。镇上还有自卫武装百八十人,镇长苏万山黑白通吃,可谓世事圆通,但也常有无奈之处,对土匪周豁子和兵痞严智仁无可奈何,但在各方势力的角逐当中,他却能游刃有余,全靠一身在官场和江湖混迹的圆滑功夫,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让彭大锤去抓周豁子,陷大锤于不义;他把雷娃玩弄于股掌,是权谋世故;他对严智仁忍让迁就是欺软怕硬;他对司马亮唯命是从是别有用心。一个野滩镇的父母官,周游于各种势力之间,既要处理得当,又要保全自身,是相当的不易。苏万山的本事在于土匪周豁子攻打不下,兵痞严智仁要挟不了,逛山雷娃俯首帖耳,刀客彭大锤惟命是从,县长司马亮赞赏有加,久坐其位,却能保野滩镇之安,也能保自己的官位,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十分成功。
  野滩镇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人员复杂、形势危险、复杂多变的河滩小镇。人们择水而居,种植大烟,打猎行商,敢邻土匪而居,敢种烟贩毒,既胆大又心细,既出刀客也出逛山,既正直勇猛又胆大妄为,野滩镇的人就是这样既有野性,也有真性情的一群人。
  小说《野滩镇》所描绘的这一场景,把一个关中乡野小镇的风土人情、人文风貌、民风民情等勾画得栩栩如生,各色人等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尤其是大锤这一刀客形象,让人对关中刀客、关中大汉的形象有了直观的参照。小说纯熟运用了陕西方言,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生动性,尤其体现了关中中部渭河两岸的地域文化和语言特色。用方言说方事,简洁明了,乡土气息浓厚,地方特色鲜明。既为野滩,便有野性,而方言便是体现当地特色的最佳方式。
  《野滩镇》,再现了一个关中小镇的历史片段,尽管这是一个假想的历史片段,但小说的迷人之处就是它让人觉得这就是野滩镇的历史,这种以假乱真的感觉源自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野滩镇是哪个镇呢?渭河沿岸的哪个镇都可能是,临河而居的哪个镇都可能是。
  野滩镇因为其矛盾复杂而有太多的纠结,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而产生了尖锐的文化冲突,写活了也就精彩了,精彩了就有价值了。《野滩镇》的价值在于作者通过一个乡野小镇的幻想,对既往关中人文情怀的追忆,对一个侠义时代的缅怀和对关中汉子的道德诠释。《野滩镇》不惟是一段关中乡野小镇的假想历史片段,更是一本乡间野史,不是真实却更似真实,不是画卷却已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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