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习华:母亲的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继父单位上的同事张仁富回三台县探亲，因为给我家带了东西就来到我们家。张叔叔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但在他走后不久，生产队上的人都在传说我继父被树子打死了，单位已瞒着悄悄处理了，不让我们知道。
母亲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知这不幸的消息是怎么传到母亲耳里的。母亲偷偷地哭，我和二弟不知其故。有一天，奶奶对我讲，你王爸爸死了，你没有爸爸了。当时我才十三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继父一九七四年到我们家，一年回家一次。但毕竟我有父亲了，与其他小朋友发生争执时，就有了底气。现在，一下子父亲就没有了，心里油然升起悲伤。
这个时候，我才多少懂了一点儿母亲为什么哭。对一个农村女人来说，前夫既去，再婚后又丧夫，打击是够大的。
生父在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去世，死时三十三岁，把一家老小丢下不管。当时，母亲二十七岁，我四岁，二弟两岁。还有驼子爷爷和小脚奶奶。生父的死，使我们这个家遭遇了垮山塌屋的灭顶之灾。一九七一年九月，活了六十九岁的爷爷也去世了。其后家境窘迫、难以为继，虽然二叔是军官，我们是军属家庭；虽然有姑父等众亲戚对我们的帮助与支持；但终究难以支撑起一个家。母亲要重新组织家庭的问题，就刻不容缓地摆在了一家人面前。众亲戚积极张罗。母亲的再婚，对我们家来说是个重大事件。我们家对未来“这个人”，主要有三点要求：善良、责任、能力。具体意思就是：我们两弟兄得姓萧，不改姓，且要把书供出来；能善待我们一家人，有能力解决我们家的困难。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位铁路工人，见面时，我见这个人高大结实，未婚，条件基本可以，但人有点儿傻，不识字，连钱都认不了，大家一致否定。一九七四年，终于有一个对象得到认可。他叫王和兴，是毛尔盖森林工业局三二三场的工人，未婚，不吸烟，不打牌，节俭，爱劳动，善良本分，无恶习。符合我们提出的条件。他的老家在本县的古井区，我们是乐安区，两处相距三四十里远。双方见面后，都满意，于是安排了母亲的婚期。那一年，母亲三十三岁。继父比我母亲大十五岁。
继父进入我们家庭三年，作为“爸爸”的形象已经在我们心灵上和现实生活中鲜活起来，一个好人已须臾不可离了。如今继父突然没了，家庭怎么办，将在哪个港湾停靠？我们一家人将被卷进生活的漩涡，挣扎……
接下来，我家的主要亲戚聚到一起商量意见。在一九七七年的这个夏天，我们家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要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最后意见是，我母亲带上已经十一岁的二弟和继父二十多岁的侄儿一起去继父的单位。我陪伴着年纪已经六十六岁的奶奶在家待着。母亲走后，婆孙俩眼巴巴地守望着远方的消息……
母亲怀着悲伤匆忙上路了。先从三台县城乘汽年到成都，时间要一整天。然后从成都再乘车去毛尔盖。买车票等事宜由我继父的侄儿办理。从成都向西边走，每间隔一天才有一班长途客车。母亲他们从成都西门车站出发，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继父的单位。中途要住一宿，路况很差，母亲晕车，一路是昏天黑地，愈走离家愈远，离目的地却愈来愈近，也就愈接近那个可怕的真相。不知那白山黑水的茫茫原始森林将会告诉我们一家什么……内心的惶恐不安，难以形容。
哪知道他们搞错了，犯了方向性错误。母亲是在与同车旅客的交谈中知道走错了方向的。他们乘的汽车是去“若儿盖”，而不是要去的“毛尔盖”，仅一字之差。“毛尔盖”是在松潘县镜内。“若尔盖”很远，要经过理县、红原县后才能到达。顿时，就没了主张，母亲抱着二弟哭成一团。路费是出门前亲戚们筹的，可怎么办呀？自认为很聪明的继父的侄儿，此时已是慌乱无措、一筹莫展。好心的司机老王见这种情形，又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只有将母亲他们拉到理县去。到达后，王司机积极给他们单位领导反映我母亲他们这个事。后因去毛尔盖方向的公路塌方不通行，汽车运输公司免费将母亲他们捎回了成都。
这一错误加重了母亲的痛苦，犹如在伤口又撒了把盐。
在返回成都的车上结识了在成都电缆厂工作的文达西，他同情母亲的遭遇，回到成都的家时收留了母亲他们三人，继父的侄儿住他家，我母亲和二弟则住在文的邻居陈世明女士家，陈阿姨对人相当好。留在成都，等待着路通了再去毛尔盖，无助地等待了十多天，得到的消息都是“未通”两个字。那段时间在工厂的食堂打饭吃。生活费用用完，到最后是母亲把带在身上的布票、粮票卖了换成钱。鉴于不知道路何时才通，被动地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只有返回家乡。
成都电缆厂的文达西、陈世明看着母亲他们悲悲戚戚地离别，也很伤感。
母亲回到家里，一家人和亲戚们又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写信到继父单位去，信在邮途上的时间是一二十天，当时又没有电话，就是有电话打，继父也接不到电话，因为继父是在莽莽大山里的伐木工棚里工作。
信寄走了，日子一天天地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地盼。
大约二十多天后，挑着行李，穿着旧工作服的继父突然回到家里。继父活得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家人喜极而泣。我继父还活着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乡。
说继父死了，就成了谣言。接着就是追查。在我们居住的河坝里的人家，第一个说我继父被树子打死的是我们邻居一位姓朱的老人，她是从那次来我家的张叔叔口里听到的。谣言因张叔叔而起，大家的仇恨自然就集中在了张叔叔身上。愤怒的亲戚跑到离我们家有十多里路远的张叔叔家去，因为张叔叔早回单位，面对他们瑟瑟发抖的妻女，我们家的亲戚软了心，不然就差点儿把他家的房子给拆了。
探家结束后，继父回到单位，找到张叔叔“理论”，张叔叔解释，称他没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说过有的森工局，树子把职工打死了，就悄悄处理掉，不告诉职工的家属。他怪我们院子里那位老人听错了。但肯定，错在他们俩人中的一人。大错因张叔叔而起，伤害了我们家；实际上张叔叔也就与他在同单位工作的所有三台老乡为敌了。从此以后的几年到退休后，到他最后病死，大家都不肯原谅他，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他有时遇见我们这些叔叔或我家的亲戚时，像做了亏心事般急忙躲避离去，内心的愧疚使他在孤寂中生活，并走向了最后的孤寂。
往事已远。若干年后的公元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继父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八十三岁。继父这次是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当我们一家从失去继父的悲痛中走出时，问及母亲一九七七年发生的那件事情，有一些细节母亲已经遗忘了，毕竟她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对于成都两位好心人，母亲牢牢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叫文达西、陈仕明。当时彼此有书信往来，后来失去了联系。
母亲对往事的遗忘，或许是想告诫我们，人不能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应该昂头挺胸，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母亲叫何桂芳，辛劳了一辈子，正值晚年儿孙绕膝、其乐融融、颐养天年之时，却因突发重病，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时值母亲去世周年之际，我写下这篇文章，算是对母亲的纪念。
(作者单位：四川威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