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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那段不明不白的天日——读刘云生的长篇小说《天日》

作者:冯海 2013-10-04 01:30 来源:煤矿文化网

 


——读刘云生的长篇小说《天日》

  早些年,就有许多作家对知青现象投入过关注,反映那场波澜壮阔的1966至1976年,1700万知青离开故土奔赴农村、山乡、草原、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反映的地域而言,北至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南至海南岛、云南、贵州,还有安徽、江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西、陕西等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迁,让知识青年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知青,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抹不去的重大历史现象。
  这样的题材引得文学的介入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有过知识青年的地方,都诞生过反映那个地区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见那场运动带给人们的深刻影响。而今我们又读到了离我们地域空间最近的、发生在雁北地区的有关知识青年的一段往事,这就是刘云生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日》。
  我很吃惊于作者的第一句话:
  从北京来到塞北高原的第一天,我和班长就被别人偷看了。
  原本以为描述那个年代的事情,开始必是有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宏大场面,没想到取而代之的镜头竟是女人被男人偷窥到私处。“一根不冒烟的大烟囱,一栋大厂房,一排大宿舍,一个大食堂,还有一个罕见的大厕所”。相对于臆想的轰轰烈烈的闹腾的“大”,这里的“大”却是静得出奇。我曾读过云生兄为数不少的小说,以这种语言作导引而进入故事的起始并不少见,也是他向来的走笔风格,但我还是认为这次有所不同,有着精心设计的某种用意——那就是那个年代,不止人的精神尊严,就连身体尊严也是问题。还有一层用意,就是与政治切割开来,让故事的走向沿着人性与社会对接的轨迹迈进。这样处理的一个鲜明好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减小政治的压力,以及由此带给世人的敬畏之心,而还原于人的特性本质,还原于社会闹剧之后的人生闹剧。
  我,主人公,来自首都北京,毛主席的红卫兵,果然没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人偷看了,这一看不要紧,引出来一段故事,引出来一段充满着恩恩怨怨的扭曲经历,让“我”度过了一段不明不白的“天日”。
  “天日”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我”是把知青这段经历当天日过的,谁承想那帮农民却是把“我”当天日过的,由此,人和人活着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为了见“我”这个天日,不惜以生命作赌,作为人生的终极,实在叫人叹息。
  一个愚昧的山村,一伙愚昧的农民,居于山高皇帝远的僻壤荒岭,突然之间来了个北京妞儿,让这个素以光棍村闻名的山汉子们个个都心动了。
  诚然,以文明的方式是无法获得的。于是,一场非法占有的预谋拉开了帷幕。
  要说预谋,我觉得这个字眼对那些农民来说级别高了些,还不如用简单的词汇更为贴切,那就用这个字吧:劫。不过这个劫,未免实施得也太容易了,不用隐藏于路边的树林,更不用身藏冷兵器,亦不用野蛮暴力,也没把人搞得那么提心吊胆,因为,人就住在他们家里,耍点儿小手段然后直接上了就大功告成了。
  对“我”来说,后果严重,可对人家来说,反正是见了天日了,你想告就告去吧,反正这一辈子也不冤了,活着没白活,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要问为什么,问题太简单了,一个农民的终极理想,睡了一个北京妞儿,值了!
  告是自然的。
  可路那么远,山一座接一座,“下了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偌大的山野就像一个下不到底的无底洞”。
  你想告,是吧?又走不出这山路,那好,我替你去告我去!
  淳朴和无赖,善良和狡诈,猥琐与坦荡,憨直与鬼精,瞬间都集于一个农民的身上,真是让你哭笑不得。
  我替你去告我去!
  一个对女人来说天大的事情,就这样被施暴者奈之何的话语化解了。
  后来的荒唐事就一个接一个了。丈夫不能生育,竟叫四叔帮忙,反正得给薛家留个种,至于这个孩子生下来该怎么称呼,似乎也不是件头疼的事,纲常伦理之乱令人吃惊;薛佃宝替人担命,提出的要求就是见见天日,而且条件还死死的,见天日就要见北京妞儿的。
  我想起了阿Q,想起了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那种臆想的自尊中;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这些都失灵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你睡得,我也睡得。”“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这群农民的眼里,眼前的就是我的,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霸占本不属于他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通过云生兄一幕幕的展示和叙述,我们目睹了封闭山野千百年来教化演变的这堆“精神”产物。
  正因为如此的荒诞不经,“我”也被精神胜利法同化了,你见你的天日,我过我的天日,林育生、王强柱,都是“我”转嫁屈辱的对象,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知青,原本就是政治的私生子,云生兄深知这一点,那是先天的,无法改变的,唯一能够抚慰心灵的,就是韬光养晦,与现实融合,适应下去。他以理性的态度和生命的感悟阐述了他的立场,在谴责的同时流露出赞美,鞭挞性恶丑,彰显性善美。因为但凡人,在性需求上,抛却虚无的修饰意义,在生理的快感上是毫无二致的。
  这是他将政治还原于历史的认识观使然,将社会还原于规律的认识观使然。
  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哪个女人是哪个男人身上的骨头,这是上帝造人导致的混乱。就像阿里斯多芬讲过的那个著名的神话,初始人的形体是圆球形的,每个人都有四只手,四只脚,头上长两副面孔,一副朝前,一副朝后,生殖器也有一对。这些人类的体力和精力都十分强壮,他们企图打开一条通天之路,去和诸神交战。
  人的胆大妄为让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感到不安,于是宙斯决定削弱人的力量,把每个人都劈为两半。自此人开始两条腿走路,力量大不如前。而人因被劈开彼此常常思念,且一见面便相互拥抱不肯放手,直到饥饿麻痹而死。宙斯见罢,起了恻隐之心,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使男女可以互相拥抱交媾生殖。所以每个人都是不完整的,是一种合起来才成为全体的东西。由此每个人都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从未见过自己的另一半是谁,你在找,那个另一半的自己也在找。
  由于急切,出现了太多的盲目行为,你以为那个另一半是自己,可人家不以为;人家以为你是人家的另一半,可你又不认同;有时都确认了,立即跑上去拥抱,融合,结果很快发现,完全是一场误会,彼此根本不是自己所要找的,要么比例不对,要么秉性不投。于是继续寻找,继续上演悲欢离合的传奇。
  我想说的是,如果社会的所有约束法则都是起作用的,那么爱你的和你爱的都有一个价值观可依,如果社会的所有约束法则都不起作用,那么选择混乱便可想而知。它不仅见于没有教养的农民身上,也见于正襟危坐号令天下的皇帝身上。因为文明是不能拿着刀和野蛮厮杀的,它只能拿人性的火种去温暖感化。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天日》的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独到的地方。至少对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故事作了人性的梳理,让后人对那段不明不白的天日有一个理性意义上的评价和理解。
  叶辛说,从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青春这个角度而言,知识青年们叙说的都是同一代人的故事。但是,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从每一个不同的男女知青的命运轨迹来说,一个知青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知青的故事就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沉浸在知识青年的如烟往事之中,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知青文学,就是要让历史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云生兄“对人的生活意义,人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潜力,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的矛盾,人对苦难的种种不同反应和感受,人与人关系(特别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各个层面,人在普通环境中不易暴露的弱点等等方面,做了他应该做的探索,为人生提供了有益启示”。
  当然,就作品而言,欠缺的地方也是有的,比如文化的冲突,主人公是一个来自首都北京的姑娘,有着全中国人民都向往的背景特质,冥冥之中她被一场运动牵引到偏远的塞北农村,首先是文化的冲突,因为文化而导致的心理落差是自然的,特别是在经历重大人生变故的时候。但可惜的是作品在这方面铺垫不够,过渡得有点儿快了,让我们没能看到她的形象特征。其次,人称上既然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的,当是“京味”浓郁,但自始至终都无法感觉到这一点,相反语言的格调基本上是当地色彩的。我觉得如果给这个主人公冠以具体名字或改为第三人称叙述就好多了,这样就可以做到风格贯通。第三,矛盾冲突少见高峰,通常都以缓和的笔触收场,且大多以叙述语言为主,描写也着重在景物上,对人的内心活动挖掘不够,人物形象和气质不够鲜明。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过瑕不掩瑜,就内容上讲,《天日》其故事的丰富性和跌宕性是其他同类小说中罕见的。其独特的视角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其他同类小说难以比拟的。而且探讨的主题也比较持续,就是关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的道德意识的原始表现。这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有着极为鲜明的人文特质,有着极为独特的社会面向。这些都是这部小说发挥出的卓越功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云生兄对所有叙述的事实,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是对罪恶加以声讨,而是将罪恶悬置起来,不申诉、不鞭笞,将审判权留给了读者,让每一个读者去探讨、去思考。因为对那个年代的指责,于今已然失去意义。
  这样去理解历史,反映了他的胸怀!

(作者单位:大同煤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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