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淦:闲话“信念”

信念是什么?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也。

倘若你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不惜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甚至生命，那么，即使你的信念未必正确，即使有人骂你蠢、笑你迂，你也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赢得相当的尊重乃至敬佩。

你看那伯夷与叔齐，这哥儿俩原是商末孤竹君的儿子，因为不愿意继承君位，逃奔西岐依周文王。周武王伐纣时，二人叩马责骂，说武王以臣伐君，是“大逆不道”。商纣灭亡后，哥儿俩又认为以周代商是“以暴易暴”，并发誓“不食周粟”，双双逃至首阳山，采撷薇类、蕨类植物充饥，终于饿死。孔夫子、司马迁与“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等，在充分肯定武王伐纣的同时，又都对伯夷、叔齐哥儿俩表达出由衷的尊重与敬佩。孔夫子称赞这哥儿俩是“求仁得仁”的仁人志士，司马迁则将《伯夷列传》摆在《史记》中的七十列传之首，韩愈更是专门写了一篇赞美哥儿俩的文章《伯夷颂》。

一千多年之后，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灭掉暴虐的南齐王朝后，登基当上了萧梁帝国的开国皇帝。可是，有个在南齐做过官的读书人颜见远，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绝起食来，几天之后便含恨而逝。梁武帝闻讯，困惑地说：“我顺应天命、依从人心而坐上了这个位置，与天下士大夫有什么关系呢?而颜见远竟然到了这个地步!”颜见远的早逝使他5岁的儿子颜协成为孤儿，更由于家中贫穷，颜协只能由舅舅抚育成人。后来唐朝的史官在编撰《梁书》与《南史》时，都把颜见远、颜协父子收入《文学传》中，并且都高度称赞颜见远“博学有志行”——即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既有志向，品行又高。这儿所谓的“志行”，不就是对其执着信念的由衷赞美么?

又过了一千多年，湖南长沙有个简纯泽，晚清时曾先后在甘肃、陕西、河北、山西等地任过职，据说在山西时还颇有政绩，名声不错。辛亥革命后满清灭亡、民国建立，简纯泽便隐姓埋名，并且常常悲伤叹息。后来他北游京津地区，又于1917年来到山东，在劳山、烟霞洞转了一圈后，便跳海自杀了。没几天尸体漂到海滩上，但见他将那根象征满清标志的辫子用丝线缠得紧紧的，身上还有一个白色的丝织袋，袋中装着经文数卷——想必是写在布帛上的吧，还有10枚银元与一份工工整整的楷书绝命词：“道德仁人，遇见尸身，即掘土穴，深埋海滨。

毋用棺木，藁葬以薪。面朝北阙，志继先臣。

经文殉死，愿通万神。马鬣封后，树一墓珉。

镌四大字，有清遗民。所余银饼，谢意聊伸。”“马鬣(音liè)”是坟墓封土的一种形状，亦指坟墓;“墓珉”显然就是墓碑了。简纯泽对自身的殡葬要求极低：用泥土加上柴草，草草一埋就行了，甚至连棺材也不需要。然而由于他始终坚守信念，也有甚为执着的要求：道德高尚志士仁人啊，我恳切地请求您将我的脸朝着北方，因为皇上的宫阙在北方呢;再替我立一块墓碑，碑上镌刻四个大字“有清遗民”。作为大清王朝的一介遗民，我简某可是誓死效忠满清皇室的呀!由于草草殡葬用不了多少钱，余下的银元，就聊以表达我对您真诚的谢意吧。住在海滨的居民立即禀报当地政府，政府官员来验过尸后，基本遵照他的遗嘱，却替他准备了棺木，收殓后埋葬，然后立碑、刻字，又将他的遗物：经文、名片、绝命书等焚化于墓侧。近现代作家李定夷在其专著《民国趣史》中记下这段史实时，又在标题“有清遗民”之下醒目地大书“人各为其主，未可厚非也”10个大字，旁边还加上10个圈，表达了对死者及其信念的钦敬之意。

无论伯夷、叔齐还是颜见远、简纯泽，他们的信念显然都是错误的，无论你骂他们蠢、笑他们迂、甚至扣上一顶“顽固分子”的帽子，都不能算过分。然而，他们的信念一则没有伤害其他人(本人家属似应除外)，二则没有危害社会，因此，社会对他们也往往比较宽容：当伯夷、叔齐拦着周武王的马头责骂时，武王的手下人要杀掉他俩，武王的得力助手姜尚说：“这是仁义之人啊。”亲手扶起哥儿俩，让他们平安地离开了。颜协长大以后，梁武帝并未对乃父誓死不与自己合作记恨于心，颜协也一直在梁朝做官，生病去世时，武帝之子、后来的梁元帝萧绎还作《怀旧诗》悼念他。顺便说一句，颜协有个儿子，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民国的地方官员则不但满足了简纯泽立碑的遗愿，还给了他一副棺材，替他办了比较体面的后事。

为坚守某一信念而殉身，显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似乎也不宜宣扬、提倡。翻翻词典，“信念”固然也比不上“信仰”。然而，与连信念也没有的人相比，一个有信念的人，其精神世界会不会稍微充实一些?其贪欲会不会相对少一些?其自制力会不会略微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