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遥远的荒诞（下）

○更 夫

1976年8月至1978年10月，作者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度过了两年多时光。作者写下《北京第一监狱生活散记》，真实记述了那苦涩黑暗的生活。这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中的最精彩的文章之一。

进入监狱，才发现里面是又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同监犯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个农民是和村支部书记因为生活琐事吵架，因为年轻时曾参加过“国军”，又碰上了“镇反”，所以被定为“阶级报复”，一下子被判了个无期徒刑。还有一个工人是因为爱练字，有事没事就逮着书抄。后来碰上了一部手抄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没事就抄了一本，偏偏这本书被定为反动作品，于是被判了死缓。到了监狱里，这个工人的坏习惯仍不改，天天还忙着到处找书抄书。还有一位来自贫困山区山村的生产队长，一帮家伙酒喝高了之后乱侃，说当了皇帝之后，乡亲们都可以封官拜相，大家都搞个将军、丞相干干什么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着被人揭发出去了，一家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王侯将相”们全被送进了监狱。来自穷山村的生产队长进监狱之后，才发现自此过上了一生从来没有过上的温饱生活，居然能吃上了饺子(监狱改善生活时能吃上一顿)。老婆孩子来探监，正好赶上吃饺子，把老婆孩子吓了一跳，老婆回去一传扬，搞得大家很是羡慕。岳父大人放心不下，托人带信来，居然说，听说你在北京享福，长久下去可令人担心。古人云：“糟糠之妻不下堂”，千万不能忘记老婆孩子啊!当时劳改的犯人每月有两块半的收入，用来购买毛巾肥皂等简单的日用品，而来自农村的犯人舍不得花，攒在一起年底带回家。要知道，那时许多农村的农民辛苦了一年，年底分红时，什么也分不到，有的还倒欠生产队的钱。确实如此，那时不要说在山区农村，就是在沃野千里的淮北平原，每个村里都有不少“救济户”，一年辛苦劳作下来，年底一算账却是欠公家的，搞得一家人生活上食不果腹，政治上抬不起头来。

王学泰发现，监狱里的人，多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多的是些怪人，他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众不同，有时就被关了进来，视做政治犯。有一位姓董的农民，因为出身富农，在“文革”时被批斗的厉害。为了求生，他便想往国外跑。人家是向香港台湾跑，他则是向友邦朝鲜跑。游过鸭绿江，一上岸就被抓起来饿了四五天。快饿死了，才送回来，被定为“反革命叛国投敌罪”无期徒刑，因为投的是朝鲜，差点被判了死刑，这引起了众犯人的不解。朝鲜本是友好邻邦，是那个时代中国为数不多的铁哥们，山水相连，友谊是鲜血凝成，往朝鲜跑，怎么是叛国投敌呢，应该是叛国投友才是。

还有一位老兄是国家机关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他本是一个积极分子，是专门做“牛鬼蛇神”们的思想工作的，可他天天与这些专政对象谈话，久而久之，没有做通专政对象们的工作，反而被人家“异化”了，以致对现实的一些东西产生了怀疑。怀疑倒还罢了，他还写在自己的日记里，似乎准备传之于后世。不料想因为与妻子感情不和，和一个女孩子好上了。与妻子干了一架后，后院起了火，妻子便向组织报告了他的不健康的思想动态。他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了8年。妻子离他而去，那个女孩子也杳如黄鹤，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

另有一位则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崔，是一个老革命了，是中央专案组成员，专案组当时属于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王学泰说，那时监狱中也极少有世上难见的品行最好的和最坏的人，而此人属于品行最好的一位。他的问题是对工作和事业极端负责，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心里有建议意见马上就向组织上提。他那个工作环境，这就难免碰到了什么敏感神经。后来提

意见提出了问题，被抓起来一判20年。有一个关于他

的小故事，足见其为人：

中央专案组有一次开大会，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都坐在台上，听报告的干部坐在台下。当时礼堂简陋一些，主席台上的桌子就是一排长条桌，铺上桌布，权作会议桌。康生在讲话时，江青百无聊赖，就开玩笑，踩张春桥的脚。桌布只是半截的，遮蔽不住坐在桌子后面的人腿部以下的动作。在下面听报告的人，看的清清楚楚，掩口而笑。坐在台上的则浑然不知，坐在会议桌一端的老崔却看清了台下听众掩口而笑的原因。大会小会开完之后，记录员向江青汇报，汇报完之后，老崔还站在江青眼前不走。江青很奇怪问他：还有事吗?老崔就把踩脚一事说了，希望首长注意影响。江青听了勃然大怒，骂了他半天。(《监狱琐记》)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惊涛骇浪的一年，也是很奇异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3月8日，吉林省出现了史上最大的陨石雨，5月29日和7月28日，云南和唐山发生大地震。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载，当毛泽东听到陨石雨的消息后，也不禁为之心动。政治风浪高潮迭起，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四五”运动，直到10月份的“四人帮”垮台。

其实，当时中国社会从高层到民间对这个年份也是充满了疑惧、不安和猜测。年初，周总理去世后，全国悲痛，朝野上下议论很多，政治生活也变得异常肃杀。这时北京破获了一个“反革命谣言案”。主角是一个爱讲古的粮库党支部书记和一个说大鼓书的农民。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书记就和说大鼓书的私下闲聊，书记说，你看吧，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可能是一个劫难。周总理走了，接着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说大鼓书的吓了一跳，就问其详。书记煞有介事地告诉他：“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当时说大鼓书的以为书记是乱侃罢了。过了几个月，朱总司令去世。到了9月9日那一天下午，说大鼓书的正在田里劳动，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他心里一震，想起年初书记的预言，心里说“真灵啊”，心里想想还罢了，可是由于是说大鼓的出身，嘴里哪里能留住话。实在按捺不住，就和一起干活的农民恰巧又是个富农分子说了，把那个富农分子也吓了一跳。正在说话间，监督他们劳动偏偏又是阶级觉悟极高的女民兵。她们发现了他俩一惊一乍的异常情况，抓起来一审问，造谣传谣情况水落石出。结果，“预言家”粮库党支部书记被判20年;说大鼓的传谣被判了15年;富农一句话也没说，是一个倒霉的听众，也被判了4年。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制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冤案。其中有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一个造纸厂的老病号因为请病假的原因被扣了二十几块钱，家里日子过不下去，就去找领导上访。恰巧领导正忙着开会讨论批邓反右的事情，老病号进场后就大叫大嚷自己的冤屈，领导正色警告他现在正忙着大事呢，叫他不要捣乱批邓。老病号被气蒙了，一手拽着门，一手把门口贴的批邓大字报撕了下来，大喊：“怎么着，这文化大革命就我和邓小平倒霉了!”此话一出，满场皆大吃一惊。于是，这被作为重点案件，老病号被作为与邓小平相呼应的“反革命分子”被判了十几年。

“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最叫人拍案惊奇的是一个农民唱歌引发的事件。这个农民是一个 “四类分子”，孤苦怜仃，队里可怜他，让他专去牲口棚里喂牲口，天天和牛马在一起。农村的牲口棚往往和村民的住处有段距离，这个“四类分子”也不觉得冷清，与牲口在一起他倒是自得其乐，可能觉得活得更舒坦一些。这个“四类分子”的日子穷困潦倒，可他偏偏爱唱歌，而且民歌特别是红色歌曲唱得也还很不错，经常在喂牲口之余，自己唱上一气，自得其乐。话说9月9日夜里，他照常半夜起来筛草、拌料喂牲口(因为喂牲口需要夜起，马无夜草不肥)，照常唱上一通。但糟糕的是，他自己由于与世几近隔绝，并不知道9月9日毛泽东病逝的消息。所以，当他依然一如既往，引吭高歌，唱什么《真是乐死人》《不唱山歌心不爽》《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唱段)等等等等时，果然“大祸从天降”(《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唱词)。当警车呼啸着开到牲口棚前，把他像阿Q一样被抓走的时候，可怜的他还不知自己犯下了什么罪。

那是一个充满苦难和荒诞的年代。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苦难是生活的导师。的确如此，苦难教会人们思考，磨砺人的品质意志，也使人在迈过苦难沼泽之后有再生的喜悦。而荒诞则不是，它让你在回忆过去时，哭笑不得，经常是一声长叹。所以，人们经常能记住含辛茹苦的时光，都会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淡忘那曾有过的荒诞的日子。这多少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确有健忘的习惯，尽管那荒诞的岁月距今并不遥远。

(王学泰《一蓑烟雨任平生》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