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花儿开——唱给母亲的歌

月亮花儿开——唱给母亲的歌

　　我的母亲，一位含辛茹苦在山村里长大的农家女儿。
　　母亲出生在山西原平市上庄乡都庄村。那里是被人们称作“梨乡”的同川。同川产黄梨、油梨、香水梨，也有笨梨。梨的味道很特别，吃到嘴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韵味，在久远的年代里享有盛誉。山西人都知道原平梨，而所谓原平梨，指的就是同川梨。
　　同川产梨，但那时的农家并不富裕。粮食年年欠收，梨也不值钱。我的外祖父没有几亩地，主要靠给财主们做工挣吃喝。外祖母是小脚，一双脚被缠裹得不能再正常站立，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在院里爬来爬去地干活，膝盖下绑着两个铁片。母亲也从小被裹脚，所幸后来不裹了，成了一双“萝卜脚”。姥姥家的场院里有一棵枣树，我每次跟随母亲去看望姥姥时，吃得最多的就是枣和糠磨成的面蒸的糠窝窝，或是煮熟的一大锅笨梨。母亲是在名副其实的吃糠咽菜中长大的。
　　母亲18岁时骑着一头小毛驴翻过村庄北面高高的一座大山，嫁给了我的父亲。这里是一个比都庄小很多的小山村，全村只有不到50户人家。同川人把这里叫山上，而村子虽小也有名字，叫新庄。新庄不产梨，却产槟果，有满山遍野的果树。新庄地多人少，地虽不肥，但高粱、莜麦、谷子、糜子等五谷杂粮和山药蛋还吃得饱肚子。母亲的一双“萝卜脚”踏上了这块土地，慢慢地，说话的口音也变了，原先的同川口音变成了山上的口音，人也变成了新庄人。
　　我的父亲1939年便加入了共产党，隔年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地方抗日工作，成天和鬼子周旋，不是去打鬼子就是被鬼子追着跑。在我十岁之前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回家，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也就两三次。
　　母亲说，生我的时候父亲就不在家。奶奶掀起炕席将一堆黄土坷垃捣碎了，母亲就在那一堆黄土里生下了我。我的名字是爷爷和二叔起的，只是个读音，没有任何文化的意味。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家里连一块可以包裹我的破布都没有，只找到一块一尺多大的旧羊皮，我就是裹着那块羊皮在母亲的怀里开始我生命的历程的。
　　母亲说，生下我半个月头上，日本鬼子来了，一家人忙往山里逃，二叔抱着我，跑出五六里地，才发现我被头朝下抱着，脸都成黑紫的了，居然没死。
　　母亲说，1942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又进了村，杀了13口人，我们家的房子也被烧了，鬼子把没有跑走的人赶到一起训话，母亲和奶奶都在其中。母亲怀里抱着两岁的我。一个鬼子看见了我，硬把我从母亲手里抱了过去。母亲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奶奶就跑到鬼子面前不停地说：“娃娃要吃奶，娃娃要吃奶。”那鬼子好像也没有要把我挑到刺刀尖上的意思，居然发了慈悲之心，把我还给了奶奶。母亲说，我的命是奶奶从鬼子手里要回来的。而又把我的侥幸归结于我那时长得很可爱，谁见了都喜欢。每每说起，我便会感受到她那一片母爱的真切。
　　母亲好像就在抗战后期也加入了共产党。在我记事之后，母亲常带我去村里开会，有时还会听到母亲小声地哼唱一首歌——

槐树开花碎纷纷，
当兵要当八路军。

八路军来了烧开水，
日本人来了埋地雷。

　　母亲确实曾是共产党员，而且好像一直在交党费。直到1953年，我和母亲跟着父亲到了阳泉市一个省劳改局管的煤矿，有一天，我听母亲问父亲：“不在村里了，党费怎么交？”父亲说：“算了吧，你那个党员，要不要也就那么回事。”从此，我再也没听母亲说过党员的事。但在许多年里，我的履历表中，一直填写着母亲是共产党员。
　　我记忆中，还有一件记得清晰的事是在我五六岁时的一次“逃反”。“逃反”是那时村里人躲避战乱的专用词语。日本鬼子来了要“逃反”，阎锡山的部队来了也要“逃反”。那一天傍晚，一家人正在做晚饭，村里突然传来了喊叫声，让赶快跑。不知是日本人来了还是阎匪军来了。顿时，街上的喊声叫声脚步声响成了一片。母亲带着姐姐和我，跟着爷爷奶奶便跑出了门，随着人群朝阳坡山方向跑去。出了村，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母亲是“萝卜脚”，跑不快，慌乱之中，便和爷爷他们跑散了。到了阳坡山河漕对面的“死娃子沟”口时，附近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母亲便抱着我，背着我姐姐，摸黑向“死娃子沟”走去。这是一条村里人常埋死娃娃的黄土深沟。据母亲后来说，以前人们“逃反”时也常到这里来藏身，但那晚这沟里却寂静异常，听不见任何响动。母亲说她当时好害怕，沟里没有路，我们母子三人走着走着，突然掉进了一个被水冲成的茅庐圪洞。好在那洞里没有石头，都是黄土，三个人都没碰伤。母亲不敢再往沟里走了，从洞里爬出来便又领着我们往沟口上返。出了沟口是河漕，也有了路。没走多远，听到前方有叮叮当当的响声，声音不大却清亮，那是烟袋锅与火镰碰撞的声音。声音很熟，一听便知道是爷爷。原来爷爷也正在到处寻找我们。那个时刻找到了家亲人，母亲总算找到了依靠。爷爷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去找村里的人们。在阳坡山下的一片布满巨石的地方，终于听到了人们的说话声。爷爷找了一块大石头，石头下能遮蔽风雨，我们母子三人便在这里安顿下来。那个晚上我依在母亲身前，好像一直都没睡着。到黎明时分，对面山顶上有了亮光，但我心里仍很害怕，总觉得那山顶的亮处都爬满了人，拿着枪，在眼睁睁地望着我们。这一个夜晚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只是给我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记忆。后来每当回忆起来，就会想到背着姐姐抱着我摸黑走在“死娃娃沟”里的母亲。
　　之后的日子便平静下来。我们小小的村庄成了共产党县政权的所在地。
　　母亲用一块蓝色的布，包了爷爷奶奶用小米从货郎那里换来的纸墨笔砚，送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校。
　　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崞县神山村一带搞土改，把母亲和我也接到那里去住。但土改队常是用绳子拴着一群地主老财转移地方，我们也跟着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在一个叫野庄的村子里，母亲得了伤寒病，病得很厉害，但父亲根本顾不上管她，我便和母亲相守着，每天为母亲做饭煎药。母亲对我说：“娘怕是要死了，要死在这个村里了。娘想死在老家呀。”有一天，阎锡山的队伍追来了，村干部把病中的母亲藏到了地窖里，一个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山洞，在洞口摆了几颗手榴弹。我在这里头一次看到了打仗。阎匪兵被打跑了，我们赶快回到村里，把母亲从地窖里搀出来。直到这时，父亲也没能回来看看母亲。冬天来临时，这一带的土改结束了。踏着冰雪，父亲又把我们送回了老家。
　　二叔成家后，爷爷和他的儿子们分家了。我父亲名下分得了十多亩地，地由村里人代耕，因为我父亲在县里工作，我们是干属。爷爷和叔叔们也帮着母亲做地里的营生，但一家人毕竟不再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家里地里的事自然地要由母亲和小小的我来担当。春天里，母亲常常领着我一起去河滩里去拾地皮菜，到地里去挖苦菜，刨小蒜；庄稼长出苗了，母亲会领着我去摘苗；豆角能摘了，我们又会一起去摘豆角；庄稼该收了，母亲也要和我一起去地里与爷爷叔叔们刨山药，掐高粱穗、谷穗……
　　山里的冬天很冷，母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灶火前把我的棉腰子烤得暖暖的，才叫我穿衣；我夏天上山打柴，母亲总是眼巴巴地望着对面的山顶，直到看见我的身影，一颗心才会放下；我打柴回来，母亲会为我准备好一碗又凉快又解渴的糜子粉看着我吃下；我在地里打到“瞎佬”，母亲会在灶火里将它烤熟，再用碎碗片将烤焦的地方刮掉，香喷喷地拿给我吃，她却从来不舍得吃一口……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一个穿着军装的公安战士牵着两匹高头大马回到了村里。第二天，母亲和我，还有妹妹，骑着马到了崞县城。
　　在崞县城里，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父亲突然被调往太原工作，于是母亲和妹妹又要回到了村里，而我要上学，父亲便决定把我一个人留在县城里继续上高小。父亲找来一块旧棉毯，母亲把那棉毯缝成一个包，向房东讨了麦秸，装成了一个厚厚的草包，便是给我铺的褥子。父亲安排我住了校，又给学校背去一袋小米，最后为我买了一罐子咸菜。我就着不久便长了毛的咸菜，吃着学校一成不变的高粱面块垒和小米饭度过了一个学期。　那年我十二岁。放暑假的时候，舅舅来接我，说是父亲又被调到阳泉一个劳改煤矿工作，要我们一家去那里。我和舅舅先回到村里，这时，我已经几个月没换过衣服，没理过发，又黑又瘦，邋遢得像个叫花子，母亲一见我便哭了。不知她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又看我头上痒得不停地用手挠，忙找来篾梳给我梳头，头上的虱子便叭拉拉地往下掉。我在母亲的泪水中把那些胖乎乎的小东西用指甲在炕席上挤，挤得血花四溅！
　　我们一家在阳泉荫营煤矿又是只住了一年半时间。1954年春节后，父亲又奉命调回省公安厅工作。母亲和妹妹又被迫回了老家，而我又一次一个人被留在荫营村里上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母亲临走时为我准备了换洗的衣服，还有肥皂和一把梳子。“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又住校了。很快，一个学期过去，我拿了毕业证，只身步行到阳泉，买了火车票，到太原找到了父亲。不久，又顺利地考进了太原三中。从此，我每到放假，便回老家看望母亲和妹妹。到了1956年，父亲终于把母亲和妹妹的户口转到了太原。我那时住在学校，父亲在一个原平老乡的院里借了一间房。那房破得不能再破，土墙和屋顶都用旧报纸糊着。母亲说，夜里墙上的臭虫爬，满屋子沙沙响，头顶上有老鼠来来回回地跑，直担心掉下来，一辈子也没住过这样破的房。好在没多久，父亲又被调到太原石碴厂工作，这也是一个劳改局下属的厂子。父母亲和妹妹在这里有了两间平房。这是父母亲一辈子住过的最好的　最宽敞的房子了。
　　然而命运好像专与母亲和妹妹过不去。到1962年，城市里压缩人口，搞“六二压”，母亲和妹妹又一次被压回了老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夏天，我欠了母亲一笔感情债。
　　我写信给母亲说，放了暑假我就回老家看望她和妹妹。放假后我如期上路，在原平下车后便兴冲冲直奔滹沱河边而去。但到了河边，我一下子傻了眼。河面上，浑黄的大水一眼望不到边，许是前一天上游刚下过大雨。平日里河水小的时候，河边上常有光着屁股的背河人，但这样大的水，连背河的都没了影。我肯定是过不了河了。于是便回到原平找了个小店住了下来。那小店院里有几棵高大的杨树，傍晚，树上落满了乌鸦，叫个不停。叫得我心里乱糟糟的。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赶到滹沱河边，盼望大水能退去。但我又失望了，河面上的水好像依然如昨天。我在河边站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先回太原再说吧。回到太原住了几天，我突然不再想回老家了，于是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这个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当然想不到，就在这几天里，母亲却经历了一次想我、盼我回去的刻骨铭心的精神折磨。
　　母亲在后来不知多少次地和我说起那些日子里的心情。
　　她说，头几天她先是站在大门前的楸树下等我，后来便到老爷庙边的河坡子上等我，最后几天她竟迈着小脚走到南梁山下等我。那里有一块胡麻地，她就坐在地里，两眼望着南面的坡梁，望啊望啊，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肚饿，眼睛都花得看不清东西了，始终看不见我的身影。有一次，她终于看见了一个人匆匆地走来，她相信那就是我，便喊着我的名字赶紧迎过去，但那人并不是我，是村里的槐秀……母亲说，她从来没有像那年那样地想过我，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想得让她心疼，让她丢魂落魄，想得神情恍惚。
　　我相信母亲的话。每当母亲提起这件事，我总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愧疚。因为那个假期后来的日子里，我本是能回去的，我却没回。我深知，我欠了母亲一笔永远不可弥补的感情债！
　　1995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母亲因糖尿病和高血压在太原去世。妹妹在电话上说，母亲感到头晕，便说想躺一会儿，半个小时后妹妹去看她时，母亲已无声无息地走了。我连夜驱车奔丧，进门后看到母亲安详地躺着，好像在对我说：“娘走了，没给你们添半点麻烦。”我和妹妹要给父亲做早饭，我打开锅盖，看到的是父母亲前一天吃剩下的几个豆腐渣团子，上面还留着母亲的手印。我知道这是母亲从街上一位卖豆腐的老乡那儿讨要的。吃糠咽菜长大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改变那农村生活的习惯。
　　母亲去世后，我总是常常想到我欠下母亲的那笔感情债。有一天，我好像又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胡麻地里等我的情景。想到母亲一生最爱穿一身蓝色的衣衫，有一个瞬间，那蓝色和胡麻花开的蓝色在我的脑海里融成了一片海，那海似乎就是母亲。由此，我忽然想到，我应该为母亲写一首歌，以寄托我对母亲的哀思。于是，便写下了《胡麻花开》这首歌——

胡麻花儿开，
蓝蓝的一片海，
山岭静悄悄呀，
天上云朵白。
梦中的妈妈哟，
天边走过来，
身穿着蓝蓝的衣裳，
化作蓝蓝的海。
哎……哎……
蓝蓝的海呀你几时
你几时飘过来。

胡麻花儿开，
蓝蓝的一片海，
小河静静流呀，
河中映霞彩。
梦中的少年哟，
山上飞下来，
身穿火红的衣裳，
飘向蓝蓝的海。
哎……哎……
梦中的少年飘过来
飘向蓝蓝的海。

　　我把这首歌词寄给了几位作曲家。其中一位湖南籍的作曲家为之谱了一曲，我感到还不错，适合宋祖英演唱。于是， 我便将此歌托海政歌舞团作曲家付林先生转交给她，希望能成为她的演唱曲目。从内心来说，我对此事并未抱多大希望，这件事很快也就忘记了。直到几年后的2000年秋，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拍了一部电影，想约我写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因为他们听了宋祖英最近唱的一首歌，是我写的词，叫《月亮花儿开》。他们想让我就按这种格调来写。我想了想说，我没写过《月亮花儿开》，是否搞错了？我请他们再核对一下，如果确实是我写的，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如果是别人写的，还是请别人写最好。事情就这样搁下了，再无音讯。但几天后，有同事告诉我，央视播了空政歌舞团易秒樱的MTV，叫《月亮花儿开》，拍得还不错，是我写的词。这一次我认真了，突然想到是不是我那首《胡麻花儿开》有人给改了名？于是我便到音像店去找，在宋祖英的一个视频专辑中我发现了一首叫《蓝蓝的一片海》的歌，我便想起我那首《胡麻花儿开》的第二句就是这句词。我买下了那张光盘，回家在电脑上一看，果然是我的那首歌。曲子很好听，却不是那位湖南籍的作曲家写得那首，署名罗浩。而光盘上我的名字中的一个字却写错了。之后，我又陆续从宋祖英的几种专辑中都看到了这首歌。但显然这些盘都是盗版的。
　　2000年底，我去参加第六次全国文代会。会议开始前，我在会场里见到了谷建芬，闲谈中我说，宋祖英唱了我一首歌，也没跟我打个招呼，专辑上把我的名字也弄错了。谷建芬问是哪首歌，话音未落，大会堂的广播里就正巧播出了宋祖英演唱的《月亮花儿开》，我说：“就是这首。”谷建芬说：“走，我和你去找她。”但不巧，找了半天，也未见到宋祖英。第二天上午，还在人民大会堂。刚进会场，我就看到宋祖英坐在那里，于是我便又请谷建芬和我一起去找她。宋祖英很客气，对我说，她很喜欢这首歌，曲子是他爱人罗浩重新写的，为更便于流传，把歌名改为《月亮花儿开》。她用这首歌做了两个音乐电视片，并以此歌为名出版了CD专辑《月亮花儿开》。又说，她还把这首歌给了她的好姐妹——空政歌舞团的易秒樱，也拍了MTV。还有多名歌星都翻唱了此歌。正说着，许多人围了过来与她照相，谈话没法继续下去了。她便将她和罗浩的电话写在了我的名片上，说让我打电话给她，其他的事情电话上说。但我却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在她正版的专辑上我的名字是对的。而且不久著名作曲家、原中央音院院长黎英海先生为这首歌写了钢琴伴奏，在《歌曲》杂志发表，署名也改了过来。
　　后来，我陆续从网上下载了易秒樱、李槿、谢桂琴等人演唱的录音和视频，还看到有人将这首歌编配了舞蹈。我想，我应该感谢宋祖英夫妇，他们和我一起完成了我心中的那个夙愿；我又想，那些歌手们也许只是因为这首歌的曲调好听才来演唱的，恐怕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写给母亲的。
　　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母亲，我就会打开电脑，戴上耳机，静静地听她们的歌唱，一遍又一遍地听，让我的心在歌声中悠悠地飘荡，飘荡，飘到老家，飘到南梁山下的蓝蓝的胡麻地里，也会飘得很远很远，去追寻母亲的身影……
　　母亲，我含辛茹苦的母亲，您听得到儿子的思念吗？
　　我一次次热泪盈眶……
　　母亲，是一个永恒的歌唱主题。
　　从诗经中的《凯风》始，到现今的诗作中，不知有过多少歌颂母亲的作品流传，唐朝诗人孟郊《游子吟》中的一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成为千古绝句。
　　我在写完《月亮花儿开》后，总感到意犹未尽。母亲一生中对我的情与爱，像是飘浮在时空里与我不离不弃的一种游丝，总会在突然之间便又缠绕在我的心头。而现实中每天都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母亲们，又总会让我从他们对儿女无私的付出中想到我的母亲。于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冲动，又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叫做《妈妈》的歌词。

我念过的头一本书妈妈还留着，
我身上的头一块伤疤妈妈还记着，
我穿过的头一件衣裳妈妈舍不得丢，
我赤条条头一张照片常让妈妈偷着乐。
妈妈生下我，妈妈哺育我，
夜里怕我冷，白天怕我热，
妈妈为我急，妈妈为我忙，
我惹妈妈伤心的故事妈妈今天笑着说。

我咽下的头一口饭是妈妈亲手喂，
我玩过的头一个布娃娃是妈妈亲手做，
我上学的头一天是妈妈把我送，
我画下的头一张画让妈妈笑得泪花落。
妈妈生下我，妈妈哺育我，
菜给我留着，钱给我攒着，
妈妈为我苦，妈妈为我活，
我将妈妈无私的情爱唱成最美的歌。

　　这首词里有我母亲的影子，但更多的是天下每一位母亲的点点滴滴，很可能正是这些看得见的、感得到的点点滴滴才和天下所有的母亲及儿女之心相通相融，所以，此作发表后便有好多人为之谱曲。我最先听到的一首是天津歌舞剧院指挥董俊杰谱的一曲。天津市音协要将这首歌报送中宣部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董俊杰和天津音协的曹德森先生专程跑到我北京的家中，来征求我的意见。董俊杰是山西人，他对我说，他将这首歌交给了山西省歌舞剧院的男高音马啸演唱，马啸看着歌谱唱着唱着便哭了。他又说，这首词中所写的那些事，会让每个人都产生共鸣。第二年，我在参加忻州市一个歌曲创作会上见到了马啸，说起这首歌，他证实了董俊杰所言，他说：“这首歌真的让我哭了一鼻子！”
　　后来，青岛市的宋小兵把这首词谱成了一首少儿歌曲，一时间，很多小歌手都选唱这首歌，有张睿、赵雯羽、赵天鸽、杨圣玺、李枝晴、曲文馨、李宇淇等，或出歌集，或拍摄DVD，有的家长还特地为我送来光盘和唱盘。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明白了，实际上不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主要的是母亲们喜欢上了这首歌。可能是这首歌唱出了一点母亲们的心声。
　　1998年，我还写过一首关于母亲的歌。那年，大同煤矿忻州窑矿的共产党员卜宗亮成了全省的先进典型，省委组织部决定要拍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他因忙于工作不能回去看望他的老母的一段感情戏，要一首插曲，让我来写歌词。还是一首儿子唱给母亲的歌，我当然又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用我的感情写了他，也写了天下儿子们的感情，我感到写得比较理性。歌名叫《唤一声亲亲的娘》。

唤一声亲亲的娘，
又见那苦菜花儿遍地黄，
一支动情的歌，
默默对你唱。
娘带我来到世上，
用香甜的乳汁把我喂养，
给我跳动的心，奔腾的血，
给我生命长长。
假如我的生命是滚滚的黄河，
你的乳汁就是昆仑山下第一滴琼浆。
啊，跪乳之情，地老天荒。

唤一声亲亲的娘，
再把娘的情爱细品尝，
一句滚烫的话，
默默对你讲。
娘带我来到世上，
用深深的亲吻寄托了希望，
盼我稳稳地走，快快地长，
盼我人生辉煌。
假如我的人生是巍巍山岳，
你的亲吻就是岁月里四季的阳光。
啊，娘的情爱，地老天荒。

　　电视剧中的这首歌，由陕西省的作曲家陶龙谱写。但此剧只在山西电视台播放，没有多大影响。后来我将词发表，著名作曲家铁源为其谱了曲，曲子很深情，也很好听，由王凤云录了音，我给铁源先生寄去，他说录得不错，很喜欢。后来又先后有周也程、雷维模等谱曲发表。周作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唱，雷维模的作品还获了全国妇联“母亲之歌”征歌创作奖，并在他的作品音乐会上由女高音赖丽演唱，后又编入其歌集和光盘出版。
　　母爱之伟大，千万支歌唱不尽。我的这几首小歌，当然也承载不了母爱之厚重。但作为一个歌者，岂能没有歌唱母亲之作？
　　捡拾岁月里深深浅浅的脚印，拾起的是往去的故事，看到的是慢慢变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