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锁：酸涩求学梦

酸涩求学梦

走进尧都区河底乡河底村冯南庄居民组，在老打麦场的西部，坐落着一座破落的小院，这里是原冯南庄小学(文革时曾改名红星小学)的校舍。现在看到的校舍是改革开放后重建的，我小时候读书时那所土坯教室已在重建时拆除了。每次我上下班途经母校身旁，就会想起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和发愤读书的求学经历。

记得8岁那年初春，小学开学了，我背着一个妈妈用五颜六色布头拼做的小书包，在父亲的护送下，充满好奇的走进这时小学校。教室的南墙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两旁是他老人家的光辉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迎接我的是以后一直把我教到四年级的刘福兴老师，是我们村的人。小学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一、二年级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三、四年级有了政治、自然，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炸药包”来轻松多了。我入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一次“六一”儿童节是在河底二组的打麦场上过的，同去的男同学都穿着或绿或蓝的单色衣裤，而我却穿着母亲做的碎花衫，像一个腼腆害羞的女孩子一般，受到外校小朋友们的取笑，当场哭了鼻子。幸好当时的联区主任李和祥是一个和善的老师，他劝阻了同学们，温和地哄着我，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欣赏带着唱针的留声机，使我破涕为笑。当时的政治运动很频繁，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是评法批儒，紧接着是学习黄帅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同学们一起学雷锋、做好事、写大批判稿，记得三年级在三交村联区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发现在联区校舍的墙报上，登载了我的一首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儿歌，使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再后来，我还在河底公社的大批判会上宣读了我批判林彪反动格言的一篇批判稿，大出风头。那一年，我得了一种怪病，发烧咳嗽，两腿发软，浑身无力，一开始认为是普通感冒，久治不愈，最后经公社医院的权威医生、姨夫牛希孔确诊为胸膜炎并住进医院。那时，邓立民医生刚刚下放到河底公社医院，是他亲自为我主刀引流。那时候，我每天要被注射链霉素，因怕痛，每次护士注射时，我都折腾着不愿打针。为了让我配合治疗，父亲答应我每打一次针，给我买一本小人书。几个

月的常规治疗，我终于可以下地行走，并回到村里继续疗养。为了不影响学业，这段时间，我又断断续续开始入校上课。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国产电影以八大样板戏为主，后来有了《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决裂》、《春苗》、《红雨》等，外国电影有朝鲜的《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我“因祸得福”积攒的一匣子小人书，给小伙伴们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刘福兴老师也是个“小人书迷”，他和我一同观看小人书，不懂的地方耐心给我讲解，并抽空给我补习，使我有极大兴趣迅速赶上了功课。小学年代就这样在琅琅的读书声中渐行渐远，留下一串串美好的记忆!

我的完小(那时候小学5年级叫高级小学，又叫完小)是在乱石沟村前的萝卜滩上的。我们在这里边修校舍边上课，度过了一年多的半工半读生活。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西北山村的王德江老师，教数学的是河底一队的牛秀兰老师。每次上语文课，王德江老师就会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也许是当时的课外书非常罕见的缘故吧，那段记忆非常深刻，只觉得王老师的口才比起后来的刘兰芳、单田芳都要好上许多。我的妻子也是在那时认识的。后来，校舍迁到了河底，我的初中生活开始了。

难忘的1976年，一年之中三颗巨星相继陨落，我们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接着，高考制度恢复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们欢欣鼓舞，发愤读书，备战恢复后的首次高考。我的初中老师段张锁、李慧芳等老师在这次高考中进入中专、技校，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社会“宠儿”，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事业巅峰，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位于河底村背后通往东凹村的半山腰，有一组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这就是河底乡初中。这里远离村庄，与世隔绝，我的初中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当年，这里校舍简陋，师资薄弱。通常，像音乐和美术这样需要专业教师的课程只能让孩子自学或者上主课，偶尔嗓子好的老师也会教学生唱几首老歌，课本是同学们主要的知识源，老师几乎是他们吸取知识的全部渠道。只有早晨从这里发出的琅琅书声，才能让大山充满一丝丝灵气。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我们奋发向上的学习动力。我们这一群坚强的山里娃们，为了实现父母望子成龙的夙愿、自己跳出农门的梦想和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跋山涉水，风雨无阻，起早贪黑，昼夜奋战，在这里默默圆着自己的读书梦。记忆中，那条盘旋上升的蜿蜒小路，一头通着河底初中，另一头通着走出大山的梦想……

可惜的是，初中3年是我人生最沉沦的三年。因反感物理老师崔有杰的授课方式，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对他的课程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与之公开抗衡。有时候他的考试我即便会也不做，大多数的测试都干脆交“白卷”。当然，我的自尊心还是有的，为了不至于让老师们把我当成差等生看待，我偶尔也会给崔老师一次面子，认真做一回考卷，而且要交就交满分卷，以致于全乡的初中老师们竟把我誉为“神童”(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超级棒，诸如《岳阳楼记》、《出师表》这样的文章以及英语课文，我只要默读两遍就能背诵下来)。到后来，因与崔老师发生严重摩擦，我辍学回了家。当时的班主任翟林生老师、政治老师张

社宝老师、我们村的郝银钟老师对我辍学非常惋惜，亲自到我家劝说我返校完成学业。最后一个星期，翟林生老师派同班同学白金生到我家，帮我带上板凳(当时的教学设备不足，需要学生自带板凳)“押送”到了学校。也就是这点“小聪明”垫底，初中毕业时，即使我的物理试卷交了“白卷”，我的各科成绩总分和均分仍然高居全校榜首。中考时，我粗枝大叶地每次均在半小时内首个交卷，而且做过的卷子从不检查，仍然考上了当时临汾市(后更名为尧都区)的重点中学刘村中学。听我们村在教育局任职的池德山老师说，我中考语文的分数，竟排在全临汾市第二名。

因为家庭条件的局限，在收到刘村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被迫放弃了升学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大学“象牙塔”的梦想一直在冥冥之中诱惑着我，导引着我，使我在农村这所社会大学里孜孜不倦，勤奋“充电”，不断地充实着自己，提升着自己。如今，我在家乡的一座国有煤矿担任政工干部，理论业务素养丝毫不比那些走出正规大学校门的学生差。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就读于太原卫校，并在山西医科大学进修3年，取得高级护士资格证;儿子马照晋临汾五中毕业后就读于号称“山西小清华”的太原市电力高等学校，现在太原科能电力设计公司就职;小女儿马照华临汾八中毕业后就读于运城学院，现在达利集团长治食品分公司担任销售部部长，儿女们终于不负重望，延续并实现了我大学“象牙塔”的梦想。

往事如烟，我大学“象牙塔”的梦想如今早已随风飘散，家乡的小学校也已撤并多年。然而，每当我上下班途经她的身旁，就会不由得想起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和发愤读书的求学经历。那将近半个世纪已逝去的、酸涩而难忘的求学故事，犹如一本令人回味无穷的书籍，品之愈久，香味愈醇。(晋能集团四通煤业 马关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