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锁：那年，我十八岁

那年，我十八岁

风萧萧兮路茫茫，结伴打工张马庄，

躬身奋臂推煤车，血汗旅程初启航。

一首小诗吟罢，引出我35年前走出中学校园后步入社会初次参加劳动的一段酸涩记忆。1981年夏，河底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的我，考上了刘村中学重点班，却因家境贫困在家务农。品学兼优的我不去上高中，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此感到可惜，纷纷上门相劝。说心里话，我的内心里真想读书，但家里的经济条件我是一清二楚的，家里兄妹多，我不愿让父母亲为我受熬煎，只好自愿放弃升学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于是，1982年的初春，在父亲的介绍下，我打起行装，和同村伙伴郝东平一道来到距村子六七里地的张马庄村办煤矿打工。

上二十世纪80年代初，春寒依然料峭，万物蓄势待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徐徐吹拂，已经有一些地方和企业开始逐步走上承包经营的道路。张马庄村办煤矿就在此列。记得那时，该矿是由张马庄村民王刘根、解家河村民郝国新合伙承包的。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由于我父亲和他们俩均为我乡解放后第一批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开会搞活动经常碰面，算是老朋友了，便将我介绍到他们承包的煤矿干活。而且，王刘根还是同伴郝东平的姑父。客观地说，因为有这几层关系，我和郝东平在该矿打工期间，还是受到相当好的关照的。矿长王刘根将我们俩安排到他家的南厢房居住，他的妻子做好饭也经常喊我们过去吃。郝东平是亲戚，自然没什么，而我却觉得很不自在，受之有愧，便婉言谢绝，吃自己带的馒头、咸菜。当然，开水自然是由王婶全天免费供应了。

刚到矿上，郝东平被安排在主井口推车，我则被安排到离矿有半里多地的风口站煤台。为了保持矿井通风，煤矿要在这里打一个回风巷，派两班工人在这里进行开拓作业。一班为山东民工，另一班工人却碰巧与我沾点亲。放炮工是父亲义子的二弟，拉车工是我的表姐夫，他们俩都是解家河村人。由于没有磅房，我负责给他们计数、平整煤台，同时帮他们将平车里的原煤卸掉。从井口到煤台距离不远，而且是缓下坡，卸煤倒是不费什么力气，但煤台距河滩落差很高，必须在煤台边缘设置一根粗木头，并在到达煤台边缘前将平车尾部的带柄铁棍迅速拔掉，才能确保满车原煤或矸石倾泻而下。稍有差池，就可能从高高的煤台坠下河滩。即便平车侥幸没有摔坏，要将空车弄回井口，决非一两个人所能办到的。在风口站煤台期间，我就曾几次遇到这种情况，均是拉车工回到工作面上把放炮工喊出来，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坠下煤台的平车拉上井口。

也许是相比较郝东平的活儿，我干的活要轻松一些吧，两个月后，煤矿事务长同时负责外场的头左增山将我和郝东平的岗位调换了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我体会到了郝东平茶前饭后满腹牢骚背后的辛酸滋味。的确，主井口推车这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出的是与拉车工同样的力气，挣的钱却只是拉车工的一个零头(那时候，我们的日工资是一块五)。那时候，村里的青壮年小伙子们，除了种地没有别的好工作可做，也不愿背着铺盖卷远走他乡去打工，只好硬着头皮就近在村办企业下煤窑。在主井拉车工有20多人，加上放炮工、修巷工，下煤窑的也就是四十人左右。记忆里，河底乡张马庄村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鼓起腰包的“土豪”们似乎都在这里面了。如刘香林、王连锁、黄耀林等等。由于主井口地势比煤场略低，在井口过了磅后，就是一路上坡，全凭拉车工和推车工的体力才能将装满原煤的平车拉到煤台边并顺利卸掉。所以在这个井口推车，劳动量和体能消耗非常大。那时候，一般中小煤矿的巷道都不算远，只要上了班出煤的平车几乎是络绎不绝，要想将一个班坚持下来，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和耐力。与我一起推车的还有一个小伙子，我们想了许多窍门和技巧。将上一辆煤车卸掉后，我们迅速等候在磅房前，与过磅的拉车工商量好，出磅后就一起用力开始加油向上冲，待到了平台上再停下来喘气，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体力。当然，这只是在煤炭市场较好的情况下。一旦原煤滞销，为了保持正常生产，又能在有限的场地内最大限度地储存原煤，就必须将源源不断从窑里拉出来的原煤在煤堆上层层摞起来，于是，煤堆越堆越高，坡度越来越陡，走过100米的煤台，升高就达3米多。一辆半吨多重的煤车，推车沿坡而上，全靠推车工们用肩扛手推往上顶。于是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推车的人也在不断增加，从2人加到4人，再到6人。由于自己身子骨瘦小单薄，两胳膊缺少臂力，一个班下来，浑身上下全是汗水，衣服都湿透了。下班洗澡时，至少能拧出少半盆水。躺在床上，身子像散了架的机器一样根本不听使唤。记得有一次，我在煤场偶然碰见了初中同学，张马庄大队书记的儿子王张义，听说他在城里一个信用社当通讯员后，顿时羡慕嫉妒恨各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自己的父亲过于正直，没有玲珑八面的交际能力，而且已经卸任，手头失去权力了呢?记得过磅员是王刘根的亲家，十里凹村的张小根。张叔年轻时当过兵，和我们村耀忠伯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建国初期一起在四川剿过匪，能说会道，谈笑风生，幽默乐观。在挥汗劳作之余，张叔不失时机地给我们讲故事，逗趣打气，使我们忘却了疲劳，屏蔽了牢骚，经受住了这份苦累脏活的磨练和考验，顺利度过了一段充满艰辛和苦涩的人生岁月。

那时候，下窑的矿工们也是有假日的，大概是每旬休息1天吧。在矿工们休息的时间，左事务长便安排我和郝东平干一些上山砍坑木、跟炼焦老技术员给焦窝(土焦炉)拾柴点火、压灰、帮装卸工装焦炭的杂活。当然，有时候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刘叔刘婶干点地里活。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下刘叔的家庭。刘叔家是个典型的多子女家庭，五女三男。其中，长女、次女、三女和长子均已成家，四女爱鱼、小女嬛儿也已成年，尚待字闺中。次子张喜、小儿子来福尚幼。爱鱼身材较丰满，长相甜美，而嬛儿却清瘦单薄，酷似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尽管在潜意识里我能感受到爱鱼、嬛儿和刘叔、刘婶的特殊情意，但在感情上，曾经沧海的我早被“同桌的她”占据了，自然对其他人无法产生恋情。为了不至于深陷情网，对他人造成感情伤害，调换岗位到主井口上班后，我便找了个就近在矿上住宿以便于工作的借口，搬到矿上一个土窑洞里居住。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山东籍的拉车工，名叫常来银，他看上了王叔家的四女儿爱鱼，经常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请假，想方设法与爱鱼接近。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爱鱼最终并没有嫁给他，而是嫁给了附近的一个运输专业户。

那一年的冬天，矿上发生了一起发爆器失盗事件，公社新任司法员赵米山住矿多日进行嫌疑犯逐个筛查，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最后也不知结局如何，找到了没有。我最后几个月的工资，是父亲去结算的。煤矿放年假后，我没有再回矿上，第二年开春，便在父亲的安排下到碗窑沟陶瓷厂当了学徒。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些患难与共的工友们。

“十年书画，十年文佳，却因你一句嘶哑，让了翎花。” 对我来说，1982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那一年，我尊重父亲的意愿，毅然放弃升学深造的机会和锦绣前程，回乡务农、打工贴补家用，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家庭的重担;那一年，我离开心爱的校园和心仪的学业，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开启了风雨泥泞的人生历程。

5年后，大女儿出生后的那年冬天，我在张马庄煤矿对面的振兴煤矿井下，又干了几个月的推坡工，切身体会到了煤矿矿工劳动之繁重、生活之艰苦和工作环境之恶劣，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和感悟。刀在石上磨，人在苦中炼。煤矿推坡工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但艰苦的生活是人生必需的一种磨练。正是在人生经历中有过这种磨练，才使我在这以后的工作中能够从容应对遇到的各种困难。

“如今挖煤不用镐，按钮一摁机组跑，切煤如切豆腐块，轻松割下煤几刀。运煤不用人拉车，煤块跟着皮带跑，货车装煤更简便，坐在室内操电脑。洗煤如同洗萝卜，煤块不洗不外销，日产煤炭万吨超。”35年的沧桑岁月，家乡河底的煤炭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煤矿原煤运输由平车拉煤、绞车牵引、畜力拉车、三轮车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溜子、皮带、胶轮车，镐头采煤、平车拉煤这种近乎原始的煤矿生产方式早已成为了历史，但那段躬身弯腰奋臂推车的艰苦劳动经历，却给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晋能集团四通煤业 马关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