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看党建

2006年8月，某市委书记写有一篇《认真探索凭实绩用干部的正确途径》，文章如同平时的讲话一般，里面充满了“要”如何、如何的语气。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在审读大样时批道：“报纸不能发这样的稿子，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有什么资格向我全国200万读者指手画脚，在一篇千字文中一要再要，连说13个‘要’字呢？报纸是大众传媒，每天在传播信息、知识、思想，唯一不能传播的是命令，更不能传播这种霸道作风、官样文章。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干部只会利用职位、权利说话，而再不会用思想说话、用心说话……”。为此，梁衡还专门写过一篇《“要”字牌言论》的小文，指陈利害：“这种言论，几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这，‘要’那，要读者去照办执行”“报纸的力量是一种‘软实力’，不是行政硬实力。所以它一是应有一种让人心悦诚服、自愿接受服从的思想魅力，二是必须有能表达这种思想的个性方式和风格……。如果去掉个性的东西，只把文件拆成几段，多加了几个‘要’字，说好听一点是传声筒，不好听是抄袭，因为这里并没有作者的新创造”。 现在，“要”字牌言论依然盛行，我们看到的很多文章，仍然是工作部署式的“要”，即便一般干部，写几句心得、谈几句体会，甚至经验总结、座谈发言，也是“要”这，“要”那，只管要求别人，却似乎与自己全然无关，可谓文风日颓呀！当年，毛泽东作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大家和开国领袖，是最有资格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的，然而细读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各类公文、新闻评论、政治言论，却很少以“要”字来下命令、作部署，而是以思想取胜、以道理服人、以形象动人，摆事实、用典故、借譬喻，条分缕析、陈言务去、直指核心，使“工人、农民读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的一些党建文章即便是不“要”或者少“要”的，却也是板着个面孔，“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充斥着枯燥乏味的政治话语，缺少了语言生气和灵动之美，令人读之味同嚼蜡。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批示《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时曾大发脾气：“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磅礴凌厉、气象万千、五彩斑斓、笔走龙蛇、群峰逶迤、形象生动、通俗典雅、笑谈真理，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这“要”那“要”，而是借文学来翻译政治、用哲学来表达思想，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预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那一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看不到前途时，他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共七大是一次很重要的大会，毛泽东所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却不是以理说理，像许多政治报告那样枯燥说教，而是以“事”（为美国人送行）说理，以“典”（愚公移山）明理，寄思想于形象，寓说理于叙事。如此等等，都是假文学之手来行政治之责，用哲学之思来书政见之文，从而创作出不可复制的政治美文。正如梁衡所言：“对毛来说已分不清是挟着政治风雷在文学领域振聋发聩，标新立异；还是乘着文学的春风，在政治领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今天，我们的党建文章确实太需要这样的振聋发聩、标准立异，这样的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了！因此，我们应该真正的破除“要”字牌言论，借文学来翻译党建、用哲学来思考政治，实现彼此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党建文章清流泉涌、光彩照人，呈现出灵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