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想做您的“年味儿”

母亲在电话里听到我说火车过了杨凌快要到宝鸡时，她的心终于算是放下了，没等她问我直接抢答：“妈，我想吃饺子，最好多来点”。这是我想了一路，觉得比“妈，不用麻烦，你做什么方便我吃什么”更好，我想也是母亲更想听到的，虽然作为子女，我更想说我没说的那个。

这是我上班的第一年，打中秋的时候，我就像老矿工告诉我一样，告诉母亲“煤矿过年不放假，回不去哩”。老矿工告诉我的时候我不相信，我告诉母亲的时候，她也不信。老矿工说得次数多了，我就信了，我说得次数多了，母亲也开始相信了。母亲和我不一样的是我信了之后就真得不打算回去过年了，她却还是隔三差五不停地问我过年回来吗？问得多了之后，我老是把她“过年回来吗”的疑问听成“过年回来吧”的呼唤，潜意识存在了脑子里，也开始打起来过年怎么回家的小算盘。

说实话，母亲对这个新年的期待程度超乎了我的意料，以致于我开始质疑她常挂在嘴边的“过年越来越没意思，没有‘年味’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虽然我知道，她期待过年是因为“年”能把她的儿子带回家，或者说她期待的压根不是过年，就是她的儿子回家。 

我想起了姐姐刚出嫁那年，年夜饭摆好后，我一如既往地给全家人分筷子，那时已经读大一的我却算错了亲情里的算术题，当多出第5双筷子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五口之家已经只有四个人了，童年和姐姐吵架时常说的“你长大肯定没人要”之类的“祝福”终究是没有实现，这个家还是我的家，却成了姐姐的娘家，这让我久久不能适应。因为还是这个家和家人，她却更多地用“去”和“来”这两个字，而不是说“回”。欣慰的是母亲带大的外甥爱在这里，老把他妈的娘家当自己的家，也把更多的“回”字还给了我，我因为这个经常开心。

大年初二，姐姐三口早早地来了，不到三岁的外甥见面就直蹦到我怀里，从零食到玩具说了一堆，我一一记了下来，同时把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乐迪”和巧克力给了他，外甥特别爱吃巧克力，往往是一大盒逮着就吃完，母亲他们总是怕孩子吃坏牙齿不怎么让吃，不让吃外甥就哭，我看着难受就又偷偷地给。趁着外甥吃得开心，我赶紧行使了一把发压岁钱的权力，把准备好的红包给了他，小家伙看见红包比巧克力还开心，突然一声“舅舅”，又让我开心了好久。我知道巧克力不只是甜味，更是小外甥的年味。

妈常说：不过十五都是年。记忆中的年很长，年味也很浓，一直从腊月下旬到正月下旬，年还过不完，年味也迟迟不肯退去。那时过年买的新衣服里是年味，滚得铁环里面是年味，杀年猪的叫声里也是年味……长大了，物质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新衣服不用再等到过年才能买，鱼鸭海鲜不用等到过年才能吃，家门也不再需要左秦琼右敬德的守护，年也就越过越没意思了，年味也就淡了。

初六要离家上班的那天，母亲又开始忙乎着问我想吃什么，给我收拾这收拾那。吃完一大碗饺子，我又出发了，父亲母亲送我出了家门。我知道，送走了我，父母也就总走了他们的年味，我没有再像上学那会懂事地喊：“回去吧，这么大人了不用送”，而是让他们一直看着我上了班车。

晚上火车快到榆林的时候我给母亲打电话报了平安，母亲依旧像鞭炮一样唠叨不停，“多休息把饭吃饱，干活一定要小心……”我一一记在了心里，我知道，母亲又开始放心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