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旨遥深

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必然打上那个时代及其社会思潮的深刻的烙印。

魏晋之交，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则是翻天覆地的变革：

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典午开门之重要设施……皆与儒家有关……此亦古今之巨变，推原其故，实亦由司马氏出身于儒家大族以致之也。

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司马懿，其年少与孟德二十四岁，又后死三十一年，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之际，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二子师、昭乘其遗业，终于颠覆魏鼎，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统治全盛之局。

“魏晋易代，体现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危机，即权力系统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阴谋化利用，导致的思想困境。”也就是说司马氏集团并非真的信仰儒家思想价值，而是借机摧毁曹魏基团的思想堡垒。“在这个时代，学术与政治不仅已经泯除界限，而且变化为一种纠缠不已的利害情结，内化为一种士人生存的危疑处境。”所以便有了阮籍等人的悲剧。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生活在机富贵安乐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中。由此他的诗里满藏人生的忧惧，内心总处于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之中。看似狂傲不羁，洒脱恣肆。实则“一种极端压抑之中扭曲的生命形态，一种因苟活于乱世而付出了痛苦代价的生命形态。”所谓“阮旨遥深”，《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之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嵘《诗品》将其诗列为上品，说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魂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的内心正如自己所写乃一“孤鸿”，天地如此之大，独徘徊，这是怎样的一种忧惧，诗人的生命灵魂均无处安顿，“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也许这种忧惧，只能诗人内化成伤，忧思独伤心，独怆然而涕下。而偏偏阮籍以最放浪形骸的方式宣泄内心的孤苦，而这种行为的反差无益于减轻一丝一毫的苦痛，反而加重的是对生命的折磨与煎熬。这种看似千古奇有的狂傲，正是诗人对生活难以放置的热望与执着，以及对生命的那份虔诚。正如（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六：“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阮公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鉴矣。”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繁华”竟憔悴，最终“荆杞”一片，驱马西山，满眼凝霜野草，虽然满怀“汤火”却也如履薄冰，孤独无人知晓。自身欲求解脱却又不可能，逆来顺受难以适应。

司马昭尝云：“天下之至慎者，其为阮籍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好友嵇康亦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而他的青白眼，则说明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阮籍的内心睥睨一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埛”可见阮籍的“至慎”是为了压抑与掩饰其锋芒与抱负，从而苟活于乱世，人格的扭曲注定其悲剧的自我世界。

清人薛雪说：“阮步兵咏怀，寄愁天上，埋忧地下”而在胡晓明看来是“是天上地下均无着落，来无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在我看来诗人则是广袤天下之孤鸿，飘萍，内心无以寄托，从而从无安宁。正如陈祚明所言“嗣宗《咏怀诗》，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乱流欲渡。”